尽管后来英军投降了，但盟军还是觉得香港能发挥作用。因此出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通过游击队跟盟军对接，后来协助盟军反攻，贡献很多，包括提供情报，保护和转移人员等。这就让香港在沦陷的3年零8个月中，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日军管控着整个香港，但同时也看到游击队在香港大面积活动，和日军对抗，这是很特别的。
在电影《东极岛》的镜头下，一段尘封83年的历史被重新唤醒。这部电影将我们带回到1942年的中国东海，讲述了中国渔民冒死营救“里斯本丸”号上近400名英军战俘的壮举。在英国伦敦的首映现场，许多特殊的观众——被救战俘的后代们，通过大银幕，真切地感受到了父辈的苦难与重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布拉戈维申斯基主动请缨来华参战，担任歼击机大队长。他在战斗中勇猛无比，留着络腮胡，被中国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张飞”大队长。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在南昌和武汉等城市单独击落敌机7架，与队友共同击落敌机16架。由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等。1985年，布拉戈维申斯基曾与其他苏联飞行员回访武汉，在那里见到了曾经一起抗敌的中国战友，此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北京市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余慧介绍：“自钟鼓楼加入北京中轴线之后，景点里前来参观的研学团队明显增加，几乎每天都有团队参观钟鼓楼。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从走马观花式游览转变为注重了解历史文化内涵。”
具体来看，该年度授予吕西林、马大为两位院士上海市科技功臣奖，授予10人（钱小石、肖俊杰、王文涛、张鹏、李博峰、杨强、刘珅、朱美萍、张登松、张磊）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原来的消费浪潮都是在海外消费了一波，然后影响到中国，这一波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潮玩还是‘娃衣’，中国和全球是同步的，甚至中国领先于全球。别看娃娃、‘娃衣’是一个很小的东西，要做那么多的花样，那么多的特色出来，对于设计能力、供应链能力、制造能力要求很高。为什么中国占了绝大部分市场？因为我们不管是在整个供应链、设计能力、还是制造能力方面都已经在全球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再者，香港本来就是远东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这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努力在香港募集资金和战略物资，把它们送到抗战前线。1937年后，八路军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负责把华侨华人筹措的物资转给八路军。国民政府也在香港设有机构。
“在我之前，父母就育有一儿一女。当时战火纷飞，哥哥被寄养在河北一户老乡家，姐姐被寄养在山东一户老乡家。”黄鲁彬说，父亲牺牲时，她尚未满月，母亲顾兰青直到她成年后，才跟她说起黄骅的英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