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这起典型的医疗机构骗保案,最终难逃法网。经法院审理,认定艾某忠等人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对主犯艾某忠等六人依法从严惩处,判处十年以上重刑,并处50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
俄方透露,跟随普京总统一同来华的,还有一个“规模庞大、意义重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三位副总理、十多位部长以及各大企业代表。普京总统此次来华出席相关活动,进一步彰显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第一,一度被边缘化。过去大家一样穷,现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嘲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段子,比今天的脱口秀还精彩。当时知识分子穷,社科院学者被嘲笑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第十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大会发布的《中国纳米科技产业白皮书(2025)》显示,中国纳米专利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曹二宝指出,1938年,中共在香港接连设立三个重要机构。首先是1938年1月开张的“粤华公司”——不挂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