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优化加重处罚标准。《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即加重处罚标准作了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游犯罪类型，区分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和其他犯罪，分别设置了五百万元和五十万元的数额标准。
以由信阳东开往杭州东的G1793次列车为例，列车从信阳东站始发时车次为G1793次，途中汉口站和芜湖站都是交会站，列车分别转为上行和下行，因此自汉口站起，车次变更为G1796次，自芜湖站起变更为G1793次，共经过2次变化。
近年来，婚纱照、写真拍摄频繁出现在公园，市民游客有这方面需求，但也易影响其他游客。旧版条例只规定电影、电视剧拍摄须经批准，并未涉及商业摄影。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除了自驾出行，骑行也是如今的新时尚。而最近，一款用于骑行的“微型电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普通自行车装上它，大上坡如履平地；骑行爱好者用上它，则能切换成锻炼模式。更难得的是，它还能化身“大号充电宝”，为没电的手机应急。安全、轻便、智能，真能一举三得？跟随镜头，一起来体验！
1942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深夜，在游击队的秘密护送下，茅盾、邹韬奋、梁漱溟、廖沫沙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成难民，撤离香港，开始了史称“香港大营救”的大转移。
李新良是山东莱阳人，1953年入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任排长、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安保是李在明此次访美的另一大议题。虽然白宫强调贸易与安全事务的会谈内容要分离，但会谈中仍有可能涉及防卫费用的分摊等议题，特朗普和李在明的讨论氛围也会间接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最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