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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办法》设有“黑名单”制度，明确指出，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要将严重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列入黑名单，并向平台住所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这也能杜绝违规者“换个马甲重来”或换个平台再直播的后路。

　　“那时晚八点档，全台湾多少人守着看《包青天》。”在合肥生活12年的台湾国学教授朱荣智记忆犹新。如今台湾云林、彰化、台北等地的包公庙，与合肥的包公园遥相呼应，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鲜活注脚。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

　　由于道路受损一时难以修通，全靠人力运送物资非常艰难，当地政府启用了载重无人机，向受灾村子运送物资。晚上8时左右，五道河村通往朱家沟村的断路旁的空地上，承德市公安局的一架无人机正在向五百米外的中转点运送方便面和矿泉水。

　　这种阅读场景的灵活切换，正成为年轻人的常态。在潮流地标三里屯，多抓鱼循环书店内人流如织。喜欢读书的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魏嘉骏观察到，年轻人把淘书、看书变成了一种时髦的“轻社交”，“周末很多人约朋友一起来，选本书，在咖啡馆区域聊聊天。”魏嘉骏认为，书是媒介，空间是载体，共同构成了舒适的文化休闲体验。

这类历史叙述有两层含义需要揭示，一是它遮蔽了其他几任大汗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二是掩盖了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面对的困境、挫折乃至彷徨。我在书中对窝阔台灭金历史功绩以及忽必烈犹豫于攻宋的问题所作反思，就是试图从中揭示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这并非要否定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历史。

　　因为靠近河道，从山上冲下来的石头都堆到了这里，有村民家的一楼完全被石头掩埋。崔桂苹家因为有铁门的保护，山石没有冲进房屋。但也只能从后门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