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案件暴露出部分医疗机构将“救命钱”视为“唐僧肉”的贪婪本质。“组织者要从重惩处。”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张若瑶表示，《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对职业骗保人、医保骗保组织者的打击力度，在这两个案例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均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彰显了司法机关对侵蚀医保基金“根基”的“蛀虫”零容忍的态度，形成了强大震慑。
秋天，山川景色美不胜收。此时，各类登山、徒步赛事纷纷登场。在五台山举办的环五台山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选手们在欣赏五台山壮丽景色的同时挑战自我、超越极限。
2011年9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引用鲁迅的文章回望我们这个民族深邃的心灵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75年来，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互助、团结合作的典范。
今天我想谈两点：一是坚守自我，二是与时代和解。这两点不可偏废。刚才严锋强调了坚守自我，这方面他可以多谈；而我更想探讨的是如何与时代达成和解。简单来说，坚守自我是立足本心，与时代和解则是回应外部。我想在两者之间获得自己的位置，但是不是C位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