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在会上介绍，全国年均举办抗战主题展览500余个，超过6000万人次观众走进抗战遗址和场馆。96个抗战遗址和场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和场馆成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习近平同志曾回忆在梁家河的山沟沟里读书时，所得到的那种强烈感受。
布鲁尔此次骑行之旅，选用太阳能助力车践行可持续旅行理念，以绿色出行搭建起地域间的环保纽带；同时也为上海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生动案例——通过骑行视角深入探索城市地标与文化内涵，向海外展示了上海作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开放形象与独特魅力。(完)
严锋：我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上课紧张得发抖，那个时候觉得知识体系不行，没有教学经验。但是那个时候的学生眼睛里有光。老师有一种体感，全都能感觉到学生有没有在听。而且我的判断是对的，过了很多年再遇到当年听我课的学生，他们说当时太好了，下课也围着我。但是现在我讲完课，就成了孤家寡人，很少有人上来交流。上课的时候他们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挡住了和我的互动。人和人之间很重要的是眼神的交流。我会想你在看什么，你有没有在听？老师也很焦虑。其实我恰恰觉得现在是我一生教学的巅峰状态，我觉得很可惜。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这位曾参与香港回归祖国历程和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因公常驻香港近30年的港澳研究专家介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意识到香港的特殊战略价值。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敌后战场，华南包括港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改由中央长江局管辖。周恩来分管港澳工作，显示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快速提升。
纪宁说，目前中国青少年网球尤其是女子青少年网球，已经成为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领域一个风口。郑钦文夺冠能促进更多中国青少年加入网球运动。与此同时，中国网球训练场地和比赛场地硬件条件以及软件设施也在发生巨大变化，网球经济蕴含的巨大空间也随之逐步释放出来。
第二，80年代政治的热情开始消退，一部分学者讲我们的岗位在哪里？不应该在广场上，应该在校园里，回到校园，回到体制。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是第二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