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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真在《书会说话》里说：“伍尔夫夫妇做出版很有一套自己的思路，选题力求新颖，宣传不事张扬，尤其在书怎样才算‘漂亮’（look nice）这一问题上，很少让步。哪怕一时不为大众接受，乃至被书店拒之门外，依然能坚持独到的品味和审美。”松荫没有在出版业上高歌猛进的野心，有幸能编印的都是董先生的旧作，选题自然无法新颖；势单力薄，宣传当然也做不到张扬；唯有在“漂亮”这件事上，松荫才可能向霍加斯出版社看齐，装帧要做得漂亮，内文更要做得漂亮，不能让步，也不会让步。

我读董先生的文章不算很早也不算太晚，体会默默不语，体行碌碌无为。这十多年来忝列门墙，谋生的技巧没学几样，花钱的本领很有长进。先是古董清玩，再是名家字画，最后迷上手工装帧的西洋老书，看得上买得起的一本一本都抱回家。早年董先生在牛津出版的那些散文集的设计其实很受他收藏的手工装帧洋书影响，这次松荫替他重印《今朝风日好》要的也是同样干净利落的典雅雍容。做书真难，封面设计，纸张选择，开本和字体的大小，字距和行距的排布，都要尝试，都要取舍。更难的是校对，一本书错漏百出就算做得再漂亮也对不起作者，更对不起读者。错字、漏字多看几遍找出来不算太难，有些读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找到原文出处才敢敲定。《楠木好看》引用明代屠隆《考槃馀事》里罗列的四十五种文房器物，有一种“诗筒葵笺”，我最初怀疑是“诗筒”和“葵笺”之间漏了顿号，查了《考槃馀事》原文才知道那是“採带露蜀葵研汁，用布揩抹竹纸上，伺少干，以石压之，可为吟笺。以贮竹筒，与骚人往来赓唱”的雅物。2016年日本电视剧《校对女郎》里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悦子为了保证文章内容准确，会根据作者文中描绘的场景实地探访以确认所言虚实。当时觉得多此一举，编完这本《今朝风日好》我倒真想去托斯卡纳的古城圣吉米亚诺，找一找董先生喝过下午茶的露天茶座，看看是不是能瞭望到满山满谷的橄榄树了。

　　大连理工大学通过“连理·同心”品牌体系的一系列创新实践，引领党外知识分子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参政履职及服务区域振兴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学校党委书记项昌乐表示，“连理·同心”是学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创新，有效凝聚了党外教师力量。未来，大连理工大学将持续深化这一模式，不断完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引领党外知识分子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推动社会进步汇聚更广泛的统战力量。

　　为了让“蛟龙”号和“深海一号”能安全作业，科研团队提前“量身定制”多项改造，让中国深潜装备拥有了应对极区环境的“专属技能”。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理念提出时间已经不短，但至今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就是在涉及核心国家利益与主权的防务领域，国家利益依然绝对优先于欧盟的整体利益，相关国家或政府没有超越短期国家利益的政治智慧与决断。法德两国一直被誉为欧洲的“发动机”，但FCAS的僵局表明，崇高的政治愿景（欧洲防务自主）在具体的工业利益、工作份额和技术主导权面前，显得异常脆弱。而“发动机”既然无力，自然难以带动整个欧洲向前。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林生认为，NPC业态的涌现，体现出中国文旅产业从资源观光型、主题公园型向内容体验型转变，情绪价值成为沉浸式文旅“出圈”的关键所在。

生得晚，也有生得晚的好处。1997年陈子善先生编过一本《你一定要看董桥》，用柳苏先生1989年登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出几十篇当时文人读董桥后写的评论，有人爱得深沉，有人爱不起来，是那一代人读董桥后的体会了。1997年顾真才九岁，另一位自称“最早应该是上了香港一位董先生的当：中学时的特长是熟读各种董桥文集，一直认定这世上写英文是没有人写得过毛姆的”。陈以侃才十二岁。早生二三十年他们读了董桥写一点感想或许也会收入《你一定要看董桥》那本书里，只是《书会说话》这样有趣的小书作者就不再是顾真了，毛姆的短篇小说集也可能从此少了一个传神的中文译本。他们这一代人读董桥，已经读得“身体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