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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这辆车跑一趟，可能要冻病两三个司机，但它把延安和莫斯科连在了一起，也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在了一起。”买玉华说，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延安的窑洞，那头是莫斯科的电台；桥的这头是缺枪少药的前线，那头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

严锋：我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上课紧张得发抖，那个时候觉得知识体系不行，没有教学经验。但是那个时候的学生眼睛里有光。老师有一种体感，全都能感觉到学生有没有在听。而且我的判断是对的，过了很多年再遇到当年听我课的学生，他们说当时太好了，下课也围着我。但是现在我讲完课，就成了孤家寡人，很少有人上来交流。上课的时候他们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挡住了和我的互动。人和人之间很重要的是眼神的交流。我会想你在看什么，你有没有在听？老师也很焦虑。其实我恰恰觉得现在是我一生教学的巅峰状态，我觉得很可惜。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实践团带队老师刘艮表示，看到同学们把AI与法学相结合，能够真切感到他们把青春的论文写进田间地头的热情，这是最生动的学以致用。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邢自强：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AI的国产算力替代，以及相关的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这块的崛起和铺开，也包含了最近大家对中国企业出海，对中国新涌现出来的一些消费模式的转型、新消费等等。

严锋：我是读着许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亦师亦友，对我的影响很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学术界他是非常有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