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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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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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