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走入网球馆和网球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郑钦文夺冠后更加明显，其中尤以青少年人群为多。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超临界流体的成分连续变化，受到周围共生岩石的缓冲控制，随温度升高从富水端元逐渐过渡到富硅酸盐端元。然而，富水超临界流体形成于很难直接窥探的高压高温地幔中，其水的主体部分也难以在地质历史中保存下来。因此，富水超临界流体的性质以及在这些关键科学问题中扮演的角色尚未充分了解。
1-8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4.0%、15.5%和10.5%，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71.4%、19.4%和9.2%。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
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1999年，内蒙古第一条穿沙公路建成，南起鄂尔多斯市锡尼镇，北至巴彦淖尔市乌拉山镇，库布其沙漠“沙进人退”的历史开始逆转。25年后，这条公路总里程达4247公里，两侧绿化带像绿色绳索，将沙漠牢牢固定。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