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多方联动护秩序。为维护车站秩序，轨道交通加强与重点站区管委会、属地政府、公安等单位的沟通联动，客流集中时同步调度、协同疏导；同时在重点保障车站组织志愿者开展专项服务，协助进行安检宣传、客流引导及突发事件处置，形成“专业力量+志愿力量”的双重保障，让车站秩序井然，学子出行更顺畅。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的河套平原上，有这样一群基层司法工作者：他们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法律化解矛盾。郝孟和、乌兰、张建东三位司法所长，分别驻守于临河区、乌拉特中旗、五原县的乡镇基层，在调解纠纷、普法宣传、社区矫正的第一线，书写着新时代司法行政干警的温暖故事。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上合组织何以持续壮大，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6个国家的“大家庭”？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何以赢得越来越多认同？
这是注定载入历史的时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发出时代强音，《上合组织未来10年(2026—2035年)发展战略》为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定下了基调、明确了方向……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方激的外公是著名抗日将领赵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副官长，参加过淞沪会战。方激对记者说，外公为国浴血奋战、舍生忘死，这份家国情怀，“是我们家人最宝贵的财富”。
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从“新兵营”、延安及留苏归国干部中抽调130余人，分赴新疆行政、财政、文教等领域工作。“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耿铎文说，他们立足岗位改良政治、革除积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推进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及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了共产党在新疆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
“受阅装备不是为了阅兵而造，而是为打仗装备的。我们可以从演训场开到阅兵场，也可以随时一声令下，从阅兵场开向战场！”丁辉自豪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