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动作同样备受关注。今年1月起，该市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相城经开区安排了包括张亥秋、王铭科在内的7名机关干部脱产两周，全流程沉浸式体验网约车司机、快递配送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岗位。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她所在的恒颐复健之家老年公寓内住着80多位老人，其中大部分是中重度失能老人，不少人还伴有认知障碍。要服务好他们，对于刚刚踏入职场的汪唯一来说并不轻松。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体育文化想扎根？群众赛事有利于打好文化地基。比赛办到街头巷尾，体育的种子播撒到更广袤的大地上，无数运动“小白”悄然被“种草”。甘肃肃北“村BA”、海南文昌“村排”……家门口举办的赛事门槛低、参与度高，体育不再是屏幕里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快乐。遍地开花的群众赛事，润物细无声地增强了观众对体育的认同和热爱，也为职业赛事积累了潜在的路人粉和流量池。
五原站候车大厅以五原“中国葵花之乡”的产业与文化标识为核心，顶部格栅大面积嵌入向日葵图案，搭配暖黄色灯光营造出“金色葵海”的视觉氛围，让旅客在空间中直观感受“葵花之乡”的独特气质。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