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国胜研究，抗战期间，鲁迅写的与抗战直接相关的作品超过100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鲁迅就与共产党人冯雪峰一起创办了《十字街头》杂志，为抗战服务。该刊出了三期就被当局查禁。鲁迅在三期杂志上发表了10篇文章，表示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的严正立场。
花几角钱买一份电子版真题，用几块钱换来学长精心整理的复习笔记，或者支付几十元购入保研面试经验包……数字化时代，通过互联网付费交易，从而获取知识资源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并不罕见。海南大学的李博宁从高中开始为知识付费，在她的“知识账单”背后，既有对“学业刚需”的精准投入，也有对“闲置浪费”的反思，更藏着对知识付费市场规范的期待。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43年5月的一个深夜。当晚，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带领6名班排骨干与船家梁克共12人，从大屿山乘船前往屯门开辟根据地。途中突遇日军炮艇袭击，全体牺牲。最初公布的烈士名单只有8人。近年来，通过拍卖流出的档案确认，梁克的妻子与3个孩子同时遇难。
当这些影像再次被置于历史环境中观看时，它们可以作为记忆的凭据，记录战争的残酷，记录城市的温度，让历史不再空洞而抽象，对于感知1937年上海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针对上述情况，通用汽车高管表示，企业对扭转中国市场的销售局面仍有信心，他们希望旗下新能源车型能在中国市场继续发力。据彭博社报道，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此前表示，“当你观察中国市场时，会发现它与5年前有很大不同。我们希望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市场中。”尽管在中国市场份额占比不大，但斯特兰蒂斯也看好中国市场，并“入股”中国车企。去年10月，斯特兰蒂斯宣布与中国零跑汽车成为全球战略伙伴，并向后者投资15亿欧元。
在李博宁看来，当下的知识付费市场最需要改进的是内容质量管控：“平台应该审核课程是否真的对学习者有帮助，是否通俗易懂，而不是让机构随意卖课。”她期待线上课程能提供课后一对一差异化辅导，有问题时能找到教师或助教解答。此外，平台及时更新内容也很重要，“尤其是考研、考证、编程这些领域，知识点和政策变化快，内容不更新的话，学了也意义不大”。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十二中学初二年级历史教师 王正朝：突出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协同作战，强调了全民族抗战的整体性，同时新增的高质量的插图、史料，这些变化有助于学生形成辩证的历史思维和民族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