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如今，她的手机里存着867个联系人，其中800多个是老人及其家属，每个联系人名字后面都有详细备注：“高龄独居”“签约修脚”“待签约”“女儿电话”……“每天接听这么多电话，备注能提醒自己对方的情况。当老人再次来电，如果你还记得他，他会很感动。”张健说。
“有些地区出现了多个国际航空枢纽的格局。比如华南的广州、深圳，西南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北的西安、乌鲁木齐。但与成渝不同的是，西北地域辽阔，西安与乌鲁木齐距离非常远，两个枢纽生态位截然不同。”
磴口站候车大厅设计融合了阴山、黄河等元素，顶部的金属格栅与灯带组合，代表黄河水流的韵律，展现了当地的地域特色。墙面的金属壁画描绘了阴山岩画的神秘，将河套文化融入其中，使候车大厅成为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暖蜂驿站”是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休憩和服务场所，张亥秋在送货过程中留意到，尽管驿站的设施配置齐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WiFi、热水、充电等服务，但因为选址的原因，使用率并不高。收到改进建议后，相城经开区第一时间在配送小哥较为集聚的地方新增了“暖蜂驿站”，并在周边设置“外卖骑手停放区”。
哈马斯9日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5名成员死于以军空袭，其中包括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的儿子。哈利勒·哈亚本人未被暗杀。卡塔尔内政部当晚证实，一名卡塔尔安全部门人员在空袭中死亡。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