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一同施救的还有45岁的方伟。最终,方伟拼至体力透支,在岸边人协助下,将落水男童救上岸;而胡国涛身陷深水区,手脚已不听使唤。
“只有亲身经历,才有切身体会,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领导干部们体验送外卖后,那一份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最为动人,也最为可贵。”文章说,因为“感同身受”在前,方有“推己及人,反求诸己”。“感同身受”,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的重要起点。“不做‘官老爷’,要当‘勤务员’,离不开这样的‘感同身受’,看到群众的‘急难愁盼’,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让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制度,更有人情味,‘民生含量’更高,都需要‘与群众共情共鸣’来支撑。”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四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在与企业家直接对话交流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形成制度成果。制定了《江苏省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实施办法》《关于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意见诉求收集反映和协调办理机制》两个文件,明确了政企沟通协商的人员、形式、内容、程序,实现了企业家诉求从受理分送到办结反馈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推动“政企直通车”更加便捷高效、规范有序。
本次分论坛以“携手打击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安全”为主题。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方携手各方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的积极进展,特别是近年来中方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6.8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成功归案。中方指出,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犯罪加快向网上蔓延变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已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各国执法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国际执法合作、完善办案协作机制、健全全球打击治理体系。中方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反诈联盟,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在更深程度加强理念互融、在更高层次实现交流合作、在更广层面推动防范治理,构建相互协同、普遍参与的全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格局。
“医生,我快被逼疯了!一到晚上睡觉,两条腿就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在爬,又麻又痒还酸胀,必须下床来回走才能好受点,可一躺下,那难受劲又立马回来了……”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里,45岁的张女士(化姓)红着眼眶,向接诊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高擎诉说着自己近一年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