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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最失败的就是“既要又要”，你守住学术阵地本身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一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里要明确，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要进入公共空间的——那就要和时代和解，用公众所愿意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启蒙。不要觉得大众永远是愚昧的，自己是先知先觉的，别人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抱着这种心态，结果一定会像吴宓和梅光迪一样失败。

这本书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精神的历史。这本书本身也在进化，它不是博物馆里的一本书，而是非常有现实关怀，关注现在的新媒体、Z世代，以及这些新问题跟以往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时代、社会、人和问题，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许老师很难得地能够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许老师朋友很多，我观察到他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他有一种包容性，包容不同的观点。

　　走到每一个村子，没有一个村子的老百姓不熟悉她。乡亲们唤她“干妈”，把纳好的“李林鞋”塞到她手中，细密针脚里缝着的是生死相依。

　　1938年夏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保盟转到重庆以前，从欧美加澳和东南亚征集的援救物资，通过香港“联合行”密运延安等敌后战场。仅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就有30余辆，港澳和海外捐款约50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约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120余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保盟还引介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抗战。

　　2013年，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对新疆的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定位则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李晶在致辞中回顾巴西东北同乡总会25年从创会10余人到如今200余名会员的发展历程，在服务侨胞、弘扬中华文化、支持家乡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组织为四川汶川地震、南方雪灾、东北洪旱灾害募捐，在疫情期间向武汉紧急捐赠数万只口罩和数百顶帐篷，以及为巴西南大河州洪灾和吉林白血病患儿募捐等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