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所谓的班主任基本上不督促学习，全要靠自学。对我这种自制力差的人来说，效果真的很差。”面对全英文的金融风险管理课程，刘佳明感到力不从心。加之日常学业繁忙，她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学习，最终在考试中失利。“8000多元的考试费和注册费全都打了水漂，只退回来一小部分课程费。”更让她感到无奈的是，某些机构在合同中设置高额违约金，退费机制不透明。“签完之后才发现，退课要扣20%的违约金。”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尼泊尔中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席哈利仕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凸显大国小国一视同仁的重要性，让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感受到应有的尊重。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倡导‘上海精神’，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展现出一种新的国家间相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各国间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对那些致力于为本国人民谋求最大发展福祉的国家来说，‘上海精神’必然会引起巨大共鸣。”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罗曼·齐斯金认为，“上海精神”与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理念是相通的，是指引不同国家友好相处的一种建设性方式。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发展方式决定城市的发展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地域面积增加，同时也产生了城市文脉和风貌受到破坏，城市安全韧性保障不足等问题。应当看到，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做大规模和经济效益，必须统筹城市发展的生产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和安全需要。比如，一个城市如果产业过度集中、功能过分拓展，人口就会过度集聚。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导致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以更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要通过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走出一条资源节约、低碳环保、质量优先的发展路径。
当日开学典礼上，港中大校长卢煜明致欢迎辞时表示，数学是几乎所有科学领域的基础，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医学和人工智能等。致真学院致力为香港、国家以至世界培养未来顶尖科学家队伍。他相信，这一国际教育平台能进一步激发数学英才的潜能，让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同学互动，从而将精英数学教育推向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