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份旧刊上另几位现在鲜有提及的大家作品,如江栋良、沈逸千、张谔、张文元的漫画,让我顿生秋水伊人之感。特别是才华横溢的汪子美,在他愤懑而辛辣的作品里,使惯有的诙谐和温情,转化为变形的特殊形态,构成诡谲奇妙的线条,带有浓郁的伤感情绪。鲁迅评价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尔:“作品往往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汪氏的漫画,似也有几分接近。然而,智慧是痛苦的,表现理想的敏感气质,往往会遭受“泥石流”袭击。听说他1957年在重庆被打成“右派”,发配深山劳改二十年,回来已经家破妻离,他“高高的个子,身穿深灰色旧呢子大衣,一头灰白头发,面容清癯而无表情,对谁都显得很冷淡。他一坐下便摸出一根长雪茄烟点上吸起来,似乎烟瘾很大”;有人劝他再拾起原来的生花妙笔,他干脆说:“不!”道出压抑到极点的悲怆。
对于杨先生来说,除了交通不便外,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不便还在于无法坐电梯,“高楼层根本去不了,在电梯里只要看见电梯门缓缓关上,心里就开始不舒服。”
曾文莉说,“要发展网球经济和其他体育经济,我们要思考一下,是否已将体育产业充分市场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否已充分释放,对体育产业、体育经济的杠杆作用是否已充分发挥。”她表示,“我们应该为明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动车、飞机、轮船这些交通工具我都坐不了,一进去就感觉自己出不了气,只有汽车和地铁可以坐,因为我知道它随时都会开门。”杨先生说,坐汽车都是近几年病情有所好转才坐的,前几年他只能自己开车,没法坐别人的车,“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停下,所以不会怕。”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战争是物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2006年4月,还是外科医生的田爱军,接到了蒙古国南戈壁省汉博格德县医院的求助。“由于医疗条件较差,医生也少,该医院通过外事部门联系到我们。”田爱军回忆,那是医院首次派人出境义诊,“当时他们那里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这‘老三件’。我们带去的心电图机,派上了大用场。”蒙古国现有350余万人口,近半数聚居在首都乌兰巴托,优质医疗资源也多集中于此,偏远地区的诊疗条件相对落后。田爱军记得,牧民们听说中国医生来了,带着小板凳在医院排起长队,“四五天时间里,每天都要接诊六七十名患者。”
“今朝四海同声,欢呼抗战功成。”在延安,人们潮水般地涌动,狂欢的人群用无数支火把照亮了宝塔山、映红了延河水。在重庆,人们涌上街头、舞起巨龙,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个不停。在东北,人们喜极而泣,到处欢庆:“天亮了!”“光复了!”在台湾,同胞们张灯结彩、祭告祖先,纷纷扔掉被强迫供奉的所谓“天照大神”牌位,压在心头的屈辱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