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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百年前，李大钊同志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写道：“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对外不挂牌，称“第三招待所”。买玉华说，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送人”。

　　后来，同乡亲们摸爬滚打干在一起，打井、打坝、修梯田、办沼气，真正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还自编了生产口号：“决战一九七四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到了孔子，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关系。关系在教育中非常重要。而且说到底，教育是什么？是一种生活。学生和老师如果生活在一起，这种教育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失去与传统历史、与大地劳作的关系，这其实是知行合一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魔都和帝都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气质不一样。上海的知识精英比较生活化，也爱上海。北京的精英，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讲不是贬低北京，北京更大气，我喜欢北京人，不喜欢北京。我喜欢上海，不喜欢上海人。

许纪霖：今天和20年前不同，媒体的迭代实在太快。过去知识分子是中心，今天网红成了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中心。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个新时代里，你能不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这本书想回应这个问题。

　　李林之名，是华侨爱国精神的不朽丰碑；她横枪跃马的冲锋之姿，也是万千海外儿女面对国难，挺身而出、共赴危亡的永恒象征。在她身后，那些毁家纾难的倾囊捐助，那些奔赴战火的慷慨悲歌，那些曲折暗流中坚持团结抗战的海外声援……同样有着让人心潮澎湃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