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云协调社区、学校、城管、交警、公交公司等召开多场联席会议,商议解决方案。解决拥堵问题,首先要在路中间加装护栏,引导车辆有序行驶,防止违停和逆行。“这就需要交警部门评估是否影响交通安全,并给车辆留出足够调头空间,还要公交公司确认是否阻碍公交车通行。这事仅靠社区的力量确实难以办成。”吴秀云介绍。
西安咸阳机场T5,与北京大兴机场、成都天府机场航站楼面积相当。三座机场中规模最小的兰州中川机场T3,面积也相当于上海虹桥机场两座航站楼之和。
“卧桥是兴隆山标志性建筑,是游客必来的网红打卡地,说没就没了实在太可惜。”高伟元告诉记者,为给游客提供更舒适惬意的旅游体验,去年11月刚对店铺进行装修,没想到一下子都白费了。好在家人都平安,餐厅建筑结构也基本完好,先用几天把店内淤泥清理干净,看能否抢救出一些还能用的物资。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正发生变化:如今,中国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为全球最高;每年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超过500万人。这三个全球之最和一个500万意味着什么?过去5年中国的人才储备有哪些新变化?
在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简称浙大衢州“两院”)的生物基化学品研究所实验室里,秸秆摇身一变,以可再生航空燃油、农用地膜、特种纸等形态出现。不仅可以获得“秸秆变衣服”“秸秆变地膜”等生物新材料,还可以实现“秸秆变乙醇”“秸秆变航油”等生物基能源。
“我们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瞄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积极回应关切,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靖边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牛昊表示。
这台送餐机器人来自中国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它已成为烤肉店不可或缺的一员。因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老龄化严重,日本越来越多酒店、饭馆等场所开始引入服务机器人,以弥补人力资源的缺口。
又如,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中小规模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的,往往忽视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人口总量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要实现的任何人均指标,乘以14亿多,都将成为巨大挑战。比如,随着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端牢中国饭碗的压力仍然较大;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必须付出更大努力;等等。这种超大规模难题,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库中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