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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事终章落定。但东北大地，因百万日侨俘的去留，悄然开启一段特殊历史进程，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成为战后秩序重构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
图为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杨茜茜 摄
20世纪初，日本借“大陆政策”推行国策移民，《日本移民史》记载，至二战末期，东北日侨规模已超百万。这些侨民多为日本底层民众，受“开拓满洲”“王道乐土”等宣传蛊惑，以农业移民(开拓团)、工业移民、教育移民等形式涌入中国东北。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张恺新说：“所谓‘武装移民’，本质是殖民侵略的工具——日本军人持枪开路，强制移民在东北村镇定居，这是典型的侵略行为。”
日本战败后，奉行“弃民政策”，《战后东北日侨遣返研究》提及，日本政府不仅拒绝为滞留东北侨民提供任何救济，甚至注销其国籍，称其为“满洲国人”，彻底切断归途。百万侨民瞬间沦为无依难民，粮食短缺、疾病蔓延，生存根基彻底崩塌。“部分侨民因曾依托殖民特权压迫中国民众，日本投降后遭遇民间抵触，处境愈发艰难，遣返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张恺新补充说。
图为逃难的日侨。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图为日侨变卖东西。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中、美、苏等国基于战后秩序重建需求，围绕日侨俘遣返展开博弈。《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日本国民可获准返回其家园”，为遣返提供法理依据。1946年1月10日，军事三人会议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专门协商遣返计划。
图为《东北导报》刊载的遣侨消息。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三方磋商中，因苏军控制大连、营口港，仅允许处理旅大地区约20万日侨，其余地区侨俘的遣返任务被推向葫芦岛。张恺新分析：“葫芦岛能成为核心枢纽，一是地理优势——港阔水深，每年冻期仅至11月底，可长时间通航；二是地缘因素——苏联不愿让大量日侨经其控制港口引发治安问题，最终多方权衡选定此处。”
图为当年的葫芦岛港。1946年，东北有大连港、营口港、葫芦岛港三座港口可以作为遣送日侨的出口港，但因大连港和营口港均被苏军控制，且不同意作为遣返日侨的出口港，在此情况下，只好启用葫芦岛港。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1946年5月7日，遣返大幕正式拉开。东北广袤地域内，散居各处的日侨分批向葫芦岛集结。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葫芦岛日侨遣返记录》显示，日本侨民从城市工矿、乡村垦区出发，或徒步、或乘火车(经马仗房火车站等枢纽)，辗转汇聚至葫芦岛港。
马仗房火车站遗址。杨茜茜 摄 图为前往葫芦岛途中的日侨。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图为运送日侨的火车。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当时专门成立了日侨俘管理机构，统筹登记、体检、分批次登船等流程。1946-1948年间，超百万日侨俘经此港返回日本，其中战俘16607人，创下单个港口遣返敌国侨民数量的世界纪录。遣返船只来源多样，包括征用的日本商船、美国军舰及苏联船只，往返于葫芦岛与日本博多、舞鹤、佐世保等港口。
图为在葫芦岛港上船的日侨。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图为驶出葫芦岛港的遣侨船只。摘自《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作为二战后东亚秩序重塑的关键一环，背后交织着复杂国际博弈。美国借舰船支援强化在华影响力，苏联通过限制港口彰显东北利益，中国则在战后重建中处理殖民遗留问题。从历史研究视角，如《东北日侨遣返研究》所言，这一事件为剖析战后人口流动、国际关系调整提供了独特样本。百万侨民的去留，见证了战争创伤与战后修复的拉扯：日侨作为日本侵略的“附属产物”，其遣返是战争善后的必然；东北大地则因这场迁徙，逐渐清除日侨聚居区，社会生态缓慢重构，比如原日侨房舍多被收归国有，成为后来国企的厂区。
回溯往昔，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的规模、流程及国际互动，成为解密战后历史拼图的碎片。辽宁省社科院《辽宁抗战历史专题研究》指出，这段历史诉说着战争结束后，现实考量与历史惯性交织的特殊过往——既有国际公约对人权的基本保障，也有战胜国处理战败国遗留问题的无奈，还有葫芦岛民众在自身贫困时仍为日侨提供帮助，却无法抹去日本侵华为他们带来的深重苦难。
作者：杨茜茜 王翕瞳
文中部分图片摘自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著《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来源：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编辑:张燕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