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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照的是，早一代左翼（比如卢拉和利内拉）的期待都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掌权始终是这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西班牙的新型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是传统西班牙两党之外的新政党，这个党派的理论家莫内特罗在近作《劫持算法的左翼》中提出当代权力更加多元化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是通过YouTube上的谈话节目和线下街头集会而走出来了政党新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大众动员机制，一度也能够在西班牙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莫内特罗通过这个经验，提出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在总统府，也不在议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分流，还存在于网络空间和新媒介空间。我认为这种形态也会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是权力多元化以后的趋势。左右翼可能不一定需要重新在选举中掌握政权，也许它们能在新媒介或其他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形式。

澎湃新闻：说到思维的殖民化，拉美确实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殖民或者说全球化冲击，解殖任务任重道远。阿根廷政治学家阿蒂略·博隆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和帝国主义》一文中将全球化视作帝国主义体系的新阶段（150页）。我们知道，“全球化”在不同的国家和人民中面临截然不同的态度，拉美思想界从参与全球化的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尼日利亚小伙萨努斯说，中国高铁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安全舒适。“我认为(中国高铁)非常棒，票价亲民，技术发展迅速。”他介绍，自己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很享受这里安全的交通体系，尤其是公共交通。

　　6月13日、14日，河南多地发布人工增雨公告。提醒：任何组织和个人若发现未爆炸或爆炸不完全弹头、弹药碎片或火箭弹残骸，切勿擅自移动、藏匿、拆解和损毁等，请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人工影响天气有关部门，或者立即拨打110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

拉美的这些思想者围绕不同路线进行辩论和实践，这其实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比如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思考是要“向东”还是“向西”。说实话，乌克兰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困境的一种激化。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个类型，只不过在上个世纪之交，大家还是有选择的。但现在，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所有文化都被压缩到同一条赛道的时代。无论是在先发的还是在发展中的，现在即使你犹豫，都很难回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感觉是，我们正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最坏的阶段，而且更坏的是它不死啊。

另外很有趣的是，拉丁美洲许多思想家出身于记者，从新闻理想出发，有人成为伟大文学家，如马尔克斯、略萨；也有人成为思想家，如加莱亚诺。他们有知识分子参与抗议、自办小报和创建媒体阵地的传统。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起初是咖啡馆出身的记者、政治讽刺漫画作者，在左翼知识分子前辈的引领下，逐步开始左翼思想的传播，年纪轻轻成为拉美左翼核心杂志《前进周刊》的执行主编。这本由乌拉圭青年主办的“油印小报”，曾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众多拉美及西班牙、法国著名左翼文化人士在上面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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