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辆车跑一趟，可能要冻病两三个司机，但它把延安和莫斯科连在了一起，也把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在了一起。”买玉华说，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延安的窑洞，那头是莫斯科的电台；桥的这头是缺枪少药的前线，那头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前不久接受了腾讯研究院的一个采访，我讲到后来讲了一句话是“要相互拯救”，采访者之一是一个90后，他说听了以后非常感动，认同相互拯救。毕竟老的一代还拥有主宰的权力，年轻一代对付你的方式很简单：“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态度诚恳，坚决不改。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他最讨厌三种人，一是老师，二是父母，三是领导。因为他们代表了权威。他们不会直接顶撞你，不会跟你说 “这是我的方案”。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相互理解，特别是年长一代，最重要的是倾听，倾听最重要。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荣致辞时说，今天在此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抗战历史，捍卫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的胜利成果。希望海内外学者能够携手并进，用学术力量促进两岸交流、增进互信，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设立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在新时代中国蔚然成风。
严锋老师说流量即权力，我完全同意。当你拥有流量的时候，你也就拥有了一种主宰别人的权力，这毫无问题。最早是培根讲“知识即权力”，福柯后来从知识背后发现了一种权力控制关系。
传统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例如许教授这本书所代表的著书立说，在当下已显不足；还需课程、视频、播客等多元形式。当知识和新媒体结合，其内容形态也随之改变：原本体系化、系统性的整体知识，可能变成情绪化的表达。它不是面向知识本身，而是面向一种人际关系。我认为，知识现在面临的既是一场新的转型，也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它不是知识原来的本体，而是变成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圣保罗8月31日电 (记者 林春茵)当地时间29日晚，巴西东北同乡总会与辽宁省友好经贸代表团举行座谈会，欢迎辽宁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冯守权率团前来送乡音、慰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