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对文化内涵的精准转译，摆脱“旅游纪念品”的浅层定位，才有可能为文创注入当代生命力。只有当消费者拿到手中的，不再只是一件商品，而是一段可触摸的历史、一种可共情的体验，文创才能真正从“货架上的摆设”转变为“生活中愿意持续使用和分享的伴侣”，文化才能借此自然流淌、延续传播。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南华苑北区是八里郁村民组的拆迁安置小区，2016年，在得知该地即将拆迁的消息后，魏锋以自己岳母徐某某的名义，购买了八里郁民房及他人的安置面积，总计120平方米。在选房阶段，魏锋又利用职务之便暗箱操作，直接选定了南华苑北区B区6栋301室，放在徐某某名下。
纪宁说：“欧美国家的网球市场已逐渐进入饱和阶段，中国被认为可能带来新的爆发性增长点。”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网球新兴市场，应更充分地挖掘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这有利于全面释放中国体育经济的增长潜力。”
9月18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5年大会打击跨国犯罪形势与对策分论坛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警务部门负责人和代表，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国际组织官员，以及中国公安机关、公安院校的民警代表、专家学者约100人参会。分论坛由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主办。
面对失能老人，康复医学是个“体力活”。这些老人无法主动配合、自主训练，需要依靠康复治疗师去完成所有“被动动作”：四肢牵引、前屈后伸、内收外展……“老人长期卧床不动，容易造成肌肉萎缩，甚至功能进一步退化，不利于病情恢复。我们必须通过规律训练，激活他们的身体潜能。”汪唯一坦言，一开始真有点儿吃不消。“尤其帮老人抬腿，一遍一遍，每天重复几百次。下了班感觉全身酸疼，回到宿舍倒头就能睡着。”
“是真的没有诉求吗？”会后，方青桥提出申请，经单位批准后，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工作之余，他利用早中晚时间体验送外卖工作，以身入局感受外卖骑手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