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普壁挂炉紧急求助通道

　　中新社桂林9月1日电 题：国新社如何架桥传递中国抗战声音？

　　——专访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振南

　　中新社记者 蒋雪林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曾以创新性实践架起中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它如何将“得道多助”“仁者无敌”等东方理念融入国际传播？又如何借西方话语体系赢得反法西斯阵营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振南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揭示这段跨文明传播的密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国新社总社为何选择扎根桂林？

　　黄振南：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中国新闻社的前身)的成立有三个时间节点：1937年11月香港初创、1938年10月长沙正式成立、1938年11月迁至桂林后成为总社。

　　桂林成为国新社总社与当时的战局和安全需求有关。1938年“长沙大火案”后，国民政府机构与文化界人士向西南迁移，桂林因四面环山、社会相对安定，成为大后方重要枢纽；当时聚集了范长江、胡愈之等大批文化名人，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人才与舆论基础；且因其靠近国统区与沦陷区交界，也便于向海外传递中国抗战的真实声音。加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支持，为《救亡日报》等国新社关联媒体提供生存空间，这才让国新社总社扎根桂林。

　　中新社记者：国新社在新闻机制上有何开创性？

　　黄振南：国新社在机制上进行了多项重要创新。它建立了层级化的通讯网络，构建“总社-分社-办事处-通讯站”四级架构。战时信息传递灵活，通讯员必要时可越级直发总社，前线消息直达中枢。国新社在东南亚、欧美设分社，香港分社专责海外传播，形成覆盖全球的华人信息网。

　　国新社设立了特约通讯及特约通讯员。国新社提供给报刊的稿件多以作者署名发表，报刊使用时可加“本报特约通讯”或“本报特稿”字样。这种策略体现了国新社的战时智慧，使特约通讯的特点更加鲜明。

　　为保证特约通讯的稿源，国新社大招特约通讯员。据记载，该社的特约通讯员一度达300多人，其中西北、西南的特约通讯员就有97人。

　　国新社效仿邹韬奋组织生活书店的做法，在新闻界首创“新闻合作社”模式：社员以股金或新闻稿入股，分专职和非专职社员。

　　国新社更大的突破是“特稿供给制”：参考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做法，社里收到记者稿件后，经编辑加工，分抄5至6份，寄给不同省份报纸作“专稿”，每地区只供给一家，形成“独家新闻”。国新社的稿件有很高的辨识度。如《救亡日报》刊载的延安报道虽未署名，但读者通过内容风格即可辨识为出自国新社之手。

　　中新社记者：国新社是如何将中国抗战的信息和观念传递给西方并让其接受？

　　黄振南：为了成功将中国的抗战信息和观念传递给西方，国新社关键的做法在于成功的“文化转译”。

　　在概念转换上，国新社将“得道多助”译为“justice”(公道、正义)，“持久战”核心精神译为“resilience”(韧性，不屈不挠)，以契合西方宗教与法律话语体系，争取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持。

　　在情感共鸣方面，针对基督教背景受众，国新社突出日军暴行是对“上帝创造的生命”的践踏。其关联媒体《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China Defense League Newsletter，简称《保盟通讯》)1940年转载《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一文，以“上帝在注视”的视角呼吁西方切断对日战略物资供应，引发欧美基督徒强烈反响。该文触发西方教会“道德觉醒”，1941年通过《保盟通讯》发起援华运动，最终募集17万条毛毯送抵延安。

　　同时，国新社大力推进在地化传播，在国外招募本土通讯员，如在缅甸启用缅文报纸主编刘一溪，在北美派遣刘良模拓展阵地。他们用当地语言讲述中国抗战，使缅甸《缅京日报》、美国《美洲华侨日报》等成为有效传播支点。

　　中新社记者：国新社如何借宗教与民主议题引发中西共鸣？

　　黄振南：国新社敏锐地捕捉到宗教伦理和民主实践两大“公约数”。

　　宗教伦理方面，通过《保盟通讯》转载《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文章疾呼：“停止援助日本就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将东方苦难转化为基督教话语，成功激发西方宗教界共情，推动援华行动。

　　民主实践叙事方面，西方记者笔下的延安生活成为国新社对外传播的重要素材。在美国，女记者斯特朗记录的“豆选法”(农民向候选人碗中投豆子投票)，被提炼为“中国式基层民主”。记者斯诺观察到，中共的民主更侧重改善底层民众物质生活条件。记者史沫特莱和《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笔下中共领导人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的形象，打破了西方对中共领导人的刻板认知。

　　国新社在其对外传播中，积极吸收并传播了这些西方记者塑造的正面形象和概念(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的“平等”场景)，将其融入自身关于中共根据地民主实践、军民关系与社会新气象的报道中，有力地支持了其塑造中国抗战正面形象、争取国际同情的传播目标。

　　中新社记者：国新社实践对现时跨文明传播有何启示？

　　黄振南：国新社机制创新是生存发展之本。战时的“新闻合作社”、“特稿供给制”等灵活机制为国新社赢得空间。当前国际传播同样需要突破传统思维束缚。

　　国新社对外传播的成功与其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密切相关。范长江、留学法国并在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工作过的胡愈之、曾在共产国际从事英文翻译的黄药眠、掌握英、日两种外语的王纪元等组成多语种团队，他们既懂西方文化又深谙中国现实，才能完成精准“转译”。如范长江将《论持久战》译为“Time-Space Strategy”(时空战略)，黄药眠创造“Moral Bombardment”(道德轰炸)等传神术语。

　　国新社另一个跨文明传播的成功实践是寻找东西共通价值。国新社用“正义”诠释“得道多助”，用“韧性”解读持久战，用“上帝视角”触发共情。只有找到不同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声音才能让西方民众入耳入心。

　　国新社针对不同地区定制内容：向欧美强调“法西斯威胁”的全球性，向东南亚则突出“华侨利益”。香港分社逢年过节增出特刊慰藉侨胞乡情。这一精细化策略在当今国际传播中仍具一定价值。

　　中新社记者：抗战中，国新社还与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有互动。这种互动于当下有何现实意义？

　　黄振南：国新社与法新社的合作始于1938年，双方通过新闻交换协议共享战地报道。1944年法国记者贝当古深入敌后采访，其稿件经国新社编译后发表于《费加罗报》，成为欧洲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这种合作模式为当今中法媒体交流提供了历史范本。(完)

　　受访者简介：

　　黄振南，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