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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衍樑： 这十几年来许老师做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研究，尤其是与后浪的对话。在这样一个年代，请二位谈一谈在网红化的时代，知识分子如果试图和更加年轻的新一代完成对话，从你们经验来讲，如何完成这种对话？以及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和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发生联系的出发点在哪里？今天很多人觉得知识分子已经变成非常遥远、虚妄的词汇，专家变成了“砖家”，来谈一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吧。

　　省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成立由25个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27个专家组，分片包市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对各地水源调度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等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各地也积极采取行动，组织人员力量全面开展抗旱。

程衍樑：许老师提到这本书的新修订版本，探讨了网红时代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严锋老师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网红，而且是大网红，您来回应一下许老师的问题。刚刚许老师的发言，您能否现场回答一下？

　　第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年度体检，对辖区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利用、质量等情况进行年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需对少量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优化调整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次主动的掩护，一颗留给自己的子弹，一个未降生的胎儿，一封血染的家书……关于她牺牲的种种，在此后无数次口耳相传里唤起永久的震撼和悲痛。

　　“从1937年到1942年，办事处护送多名共产党领导人往返延安和莫斯科。”买玉华翻开回忆录，名单上既有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也有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等国际友人。“冬天坐苏联飞机，夏天坐卡车，全程都要经过迪化中转。”

　　201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细化明确了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形。今年7月底，“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对准确认定帮信罪的“明知”情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包括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