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某种意义上双方是相互拯救,你从年轻人那里学到很多你所不知道的知识,你所不了解的时代。今天很多人,特别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整天讨论养生,以后要不要进养老院,我听了就烦。最好的养生是和年轻人在一起,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是什么年龄的人。如果你找不到,你和猫、和狗在一起,也会让你年轻,让你治愈,因为它们永远像小孩子一样给你带来很大的情绪价值。这就是一种相互拯救。我不想谈大道理,但是今天“爹味”何其多也,老一辈真的要自我警惕。
塔斯社报道称,法国外长巴罗称,法国将在会上提出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方案,旨在削弱“俄罗斯投入这场冲突的资源”,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完)
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需要“刺猬为体,狐狸为用”。毕竟还是要有自己的专业,但是又有发散性,这样可能更好。“狐狸为用”,就是你有自己的核心知识。有一句谚语就是,你在某一个问题上什么都知道,但在所有的问题上你都能知道那么一点,这是最优秀的。用我的话说,你既要有刺猬的特质,也要有狐狸的特征,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进入公共空间,才能和网红有得一拼。
2024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约5124亿美元,是2018年中方主办青岛峰会时的两倍。而在2001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贸易额约为120亿美元。
在山西太原市区的一家大型书店里,各类学科教辅、工具书、课外读物等书籍,被摆放在书架的显眼位置,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认真挑选,书店方面也提前备足各类热销书籍。
“如果当年没有这条由延安经新疆到莫斯科的道路,很多领导同志就无法往来延安与莫斯科,很多药品、很多情报,可能就永远到不了前线。”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买玉华指着一张1939年的老照片说。照片里,周恩来右臂打着石膏,和邓发、孩子们一起坐在办事处门前——他正是经这条“红色交通线”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疗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