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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眼病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对病毒无效。因此，在红眼病治疗中，盲目打消炎针或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无效。正确的做法是，优先使用抗病毒眼药水。若病情发展过程中出现细菌性继发感染，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进行联合治疗。

　　都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对视力有一定好处，能够缓解视疲劳及眼睛干涩。同时β-胡萝卜素进入体内后，还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帮助预防皮肤角化，使皮肤红润细腻、更有弹性。

　　在加拿大，纪念活动同样充满温度。加拿大华侨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讲到，每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加拿大华联总会都会聚集当地华人举办纪念活动，不少加拿大政要也会到场，和侨胞一同缅怀遇难同胞，呼吁珍爱和平。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长河中，曾在中国抗日战场做出突出贡献的白求恩先生，其事迹早年在加拿大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而一段时间以来，华人社区通过持续举办系列座谈等宣传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逐步了解到他的伟大贡献与崇高精神。目前，白求恩先生的故居已建立起纪念馆。“前不久，我们在白求恩纪念馆同华人社区一起举行了纪念活动，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在今天的阅兵现场，丁辉所在方队以箭形队形亮相。“这个队形，包含着诸多意义。”丁辉说，“第一，它是一支射向前方的利箭，也是打赢之箭、胜利之箭。第二，这样的队形不只是受阅队形，更是我们实际训练当中、战术当中的战斗队形。”

　　抗日战争中，各类问题复杂交织。伴随战争的发生展开，一方面，我们党总结抗战以来的教训经验、估计当前和今后战争的态势环境，明确全民族抗战的紧急任务、分析国际形势各种变化，我们从怎么看和怎么办等角度理出思路、提出对策。另一方面，我们党着眼哲学、历史等向度，分析问题产生、矛盾形成、认识发展等内在机理，构建起对问题更深彻的思考和认知。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真地研究历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6]。正是在一系列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动态有了精细把握，为针对性解决难题、形成对策提供了科学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把作风建设、学习改造、调查研究同正在做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党解难题办实事的意识和本领大大提升。时代是出卷人，民族复兴征途上各种难题不断显现，要求必须推动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等同时代发展相适应。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问题、走向胜利的鲜活历史中汲取好方法好思路，把明情况、解难题、谋实招、务实效作为工作推进的重要着力点，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处于劣势，飞机数量匮乏成为制约抗战的一大难题。1938年，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总会发起捐献飞机援助前线抗战的运动，形成了“人人愿为献机出份力”的热潮：绥来县(今玛纳斯县)一位哈萨克族孀妇嘉义克捐献五十两重元宝一颗；一位年逾古稀的维吾尔族老妇人，当场捐出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穗一穗拣来的一袋小麦……

　　一首《大刀进行曲》的嘶吼，藏着我军最刻骨的装备记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武器装备极度匮乏，许多连队甚至“三个战士共用一支枪”，剩下的握着大刀、长矛，在装备悬殊的绝境里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