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听取邓发汇报后，指示把在新疆的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尽快送回延安”。1940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路过时，又特意嘱咐陈潭秋：“将党支部改成学委会，继续起战斗堡垒作用。”
请许老师给我们稍微讲一讲，前面您提到的五四那一代人，林琴南、吴宓他们和白话文运动的这批运动干将之间所谓的成败。我的想法可能跟一些人的个人特质有关，有一些人具备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网红知识分子的特质，有的人不具备这样一个改变的心态、勇气或者观念，这正好应和了您的书名，借助了您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分成不同的类别，至少是狐狸和刺猬两类，趁这个机会可以解释一下再版后用这个书名的原因，以及狐狸与刺猬背后代表的知识分子各有哪些不同的特质吗？
一次主动的掩护，一颗留给自己的子弹，一个未降生的胎儿，一封血染的家书……关于她牺牲的种种，在此后无数次口耳相传里唤起永久的震撼和悲痛。
从古老的长城边塞到秀美的太行山水，从底蕴深厚的晋商大院到充满烟火气的民俗村落……近年来，山西积极探索“文旅+体育”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为契机，为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个变化，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过去的知识分子都是靠文字吃饭的，而文字媒体有什么特征？它不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是向精英开放，作者通过编者才能获得读者。今天有了新媒体、社交媒体以后，向所有人提供了一切可能性，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说得好，说得巧，人人皆可为网红，它不再有过去的门槛。
我跟很多老师讲，我们要想一想，学生不一样了，我们还在原地，时代也不一样了，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我们怎么适应，是改变自己迎合他们，还是我也要开发自己新的能力，然后和他们建立新的关系？我本身研究数码文化，我发现很多东西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很有启发性。我刚刚讲到多任务、多线程，这是年轻人的特点。
在福建，出席林则徐铜像揭幕仪式，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心有戚戚，“一直以此激励自己”；读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夜不能寐，提笔写下：“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