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交流成果，学校持续优化“连理·同心”大讲堂、主题实践等活动载体，并举办“学而思”、“思而行”活动，引导重点培养对象撰写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息，在参与中提升思想认识水平，服务“国之大者”。这些实践为提升政治引领实效性提供了新思路，推动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为了保障通信畅通，“深海一号”的通信导航设备全部升级，即便在极区浓雾、强电磁干扰环境下，也能与“蛟龙”号保持稳定联系；同时，摒弃传统“船找潜器”的被动方式，改为“潜器找船”的主动模式，让回收效率提升30%以上。
大连理工大学通过“连理·同心”品牌体系的一系列创新实践，引领党外知识分子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参政履职及服务区域振兴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学校党委书记项昌乐表示，“连理·同心”是学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创新，有效凝聚了党外教师力量。未来，大连理工大学将持续深化这一模式，不断完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引领党外知识分子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推动社会进步汇聚更广泛的统战力量。
热闹劲儿很快又涌上来，《香港欢迎你》的欢快旋律刚响起，舞台大屏瞬间亮成了“香江风景画”：维多利亚港上空的烟花绽开金色花火，拖着长尾的光带映亮海面；中环摩天轮缓缓转动；镜头再转，是游客举着相机打卡的笑脸，有人对着镜头比出爱心。观众王先生一家坐在前排，两个孩子举着国旗，他和妻子跟着节奏拍手：“这就是我们的香港啊，热热闹闹的。”
顾真去年送我的那本《书会说话》是他用中文写的关于英文书籍的书话小品，谈出书，谈贩书，谈访书，谈藏书。印象里中文作家能写英语文学的不少，写过英文书籍的不多。向陆公子请教，他写出来的名单倒也不短：周作人、梁遇春、郁达夫、叶灵凤、冯亦代、董鼎山、杜渐、吕大年、恺蒂、刘铮，不过这些名字顾真在他的书里都没提到，他只说：“董桥先生的书，当年翻得最勤快的大概是《绝色》。搜书藏书旧事看太多，难免青山入梦，恍惚间觉得那些竹节书脊同自己也就相隔一面橱窗。一不小心就成了奥古斯丁·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笔下那些初入迷途的年轻猎书客，患得患失，‘叹息余生也晚’（bemoan his youth）。”
生得晚，也有生得晚的好处。1997年陈子善先生编过一本《你一定要看董桥》，用柳苏先生1989年登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出几十篇当时文人读董桥后写的评论，有人爱得深沉，有人爱不起来，是那一代人读董桥后的体会了。1997年顾真才九岁，另一位自称“最早应该是上了香港一位董先生的当：中学时的特长是熟读各种董桥文集，一直认定这世上写英文是没有人写得过毛姆的”。陈以侃才十二岁。早生二三十年他们读了董桥写一点感想或许也会收入《你一定要看董桥》那本书里，只是《书会说话》这样有趣的小书作者就不再是顾真了，毛姆的短篇小说集也可能从此少了一个传神的中文译本。他们这一代人读董桥，已经读得“身体力行”了。
夜幕刚垂落，香港体育馆的入口处已飘起零星的“中国红”——观众们胸前别着小国旗，手里攥着荧光棒，三三两两地往场馆里走。2日晚，这里正上演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六周年国庆文艺晚会。
李瀚明进一步分析，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加上西安产业发达，又是旅游胜地，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此外，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都得使用宽体机。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往往存在客流不足、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