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二字，“文”是根基，承载的是历史与故事；“创”是生命，体现的是当代转化与情感链接。真正优秀的文创，不是对文化符号的机械复制，而是能深入历史肌理，提炼出能与当下共鸣的精神元素。
邓励在致辞中强调，中国隆重举办纪念活动就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维护正确二战史观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呼吁中法凝聚共识，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适度超前也有面向未来的考量。李瀚明表示，最近几年，国内长途旅行取代了一部分出国游的需求。西北是国内长途旅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新疆、青甘大环线等热度居高不下。西北遥远，高铁也不发达，更依赖民航运输。此外，西安和乌鲁木齐还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需要。
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024年以来，针对征迁安置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安徽省纪委监委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其间，蒙城县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庄周街道办事处征地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原主任魏锋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推动征迁安置领域查改治一体贯通。
石家庄9月18日电 (赵丹媚 李佳 赵京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18日消息，《河北蓝皮书(2025)》系列丛书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