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各类问题复杂交织。伴随战争的发生展开，一方面，我们党总结抗战以来的教训经验、估计当前和今后战争的态势环境，明确全民族抗战的紧急任务、分析国际形势各种变化，我们从怎么看和怎么办等角度理出思路、提出对策。另一方面，我们党着眼哲学、历史等向度，分析问题产生、矛盾形成、认识发展等内在机理，构建起对问题更深彻的思考和认知。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真地研究历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6]。正是在一系列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动态有了精细把握，为针对性解决难题、形成对策提供了科学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把作风建设、学习改造、调查研究同正在做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党解难题办实事的意识和本领大大提升。时代是出卷人，民族复兴征途上各种难题不断显现，要求必须推动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等同时代发展相适应。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问题、走向胜利的鲜活历史中汲取好方法好思路，把明情况、解难题、谋实招、务实效作为工作推进的重要着力点，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
除1938年捐献10架“新疆号”战斗机外，1943年新疆再次响应全国“一县一机”捐献运动，各族人民又一次展现了无私的爱国情。在运动中，新疆各族人民将多年积累的储蓄，有的甚至是省吃俭用出来的钱财，倾囊捐出。据统计，这些钱可购买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的一倍还多。
1994年，64岁的刘世钺从工作了40余年的岗位上离休后，总想着能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此后的28年里，刘世钺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累计义务接诊超3万人次。
9月3日一早，魏子晨穿上了白色的指挥服，衣服上的扣子有长城的图案，与广场年号牌的浮雕呼应。站在天安门前指挥时，他表现出了胜利者的自信与骄傲。
“红眼病”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眼部传染病，但并非难以应对。只要我们掌握科学的防护知识，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用眼卫生，就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让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健康科普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鲜明提出“坚决抗战的方针”，实现“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伴随全民族抗战由开始向深入，战争的展开和推进对斗争的坚定性、组织的精细化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组织效力提升、斗争素养厚植融入党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等具体情形。特别是通过创办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教育、组织、引导、动员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救国运动，造就了一大批为民族解放斗争到底的先锋队。“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3]等重要论述，形塑了广大军民愚公移山战强敌的精神样态。此外，战争也伴随着曲折和风浪、噪音和杂音。从反对投降危险，到抵抗顽固派进攻，我们党同各种破坏抗战、妥协退让、投降分裂等行为作坚决斗争，向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倾向作有力批驳，澄清是非、辨明善恶，在斗争中练就“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铁肩膀和硬本领。回溯抗日战争砥砺奋进的历史印记，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只有进行时；组织力的提升，对于克难攻坚、实现目标，意义深远。从落后挨打、一盘散沙到扬眉吐气、换了人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轻松就能实现，必须克难攻坚、多务实功。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由苦难向辉煌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斗争本领、厚积组织效能，使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铸就新优势，在新时代赶考中交出新答卷。
刘蜀永研究香港史40余年，现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他表示，看到罗竞辉受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电视直播画面中有人介绍他是华南游击队香港老战士，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场面。“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中，实力最强的是东江纵队。我个人认为，这体现出国家对东江纵队历史贡献的肯定，对港九大队香港抗战的重视。”
记录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概况的统计表、抗战时期重庆流行的反轰炸民谣、重庆裕华纱厂女工在战时坚持生产的画面……记者观展看到，透过档案、史料，市民仿佛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斑驳的防空洞、被炸塌的民房、重庆市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防空队员升起报警灯笼、工厂在轰炸间隙赶制弹药等场景，充分展现了重庆这座英雄之城“愈炸愈强”的城市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