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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线性推进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依次展开。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于单一阶段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内，既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又要同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既要解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又要应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中的环境约束问题；既要补齐传统产业的“短板”，又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这种多重转型叠加的特殊阶段，使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远比西方单一阶段复杂。西方经济学无法应对中国“多阶段任务同步推进”的现实挑战。

　　在机制健全方面，《条例》强化顶层设计，确立了“市级统筹、县区落实、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市级政府负责统筹协调低空空域划设、基础设施规划等重大事项，县(市)区政府则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推进各项工作落地，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产业布局工作，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

　　要常态长效减负，还要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宁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阿平介绍，宁德市委建立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今年7月，协调机制出台宁德市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村(社区)工作机制、挂牌和证明事项。“准入清单里没有的事项，上级部门不得随意摊派给社区，必须通过市级协调机制审批。”雷阿平说。

　　过去，我们的人才优势主要体现为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超2亿技能劳动者、超6000万高技能人才，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倪浩]8月3日，郑钦文夺得2024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实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也点燃了民众参与网球运动的热情，网球热度随之大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体育明星与体育经济会形成正向反馈：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会提振相关体育产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大众的广泛参与则会成为“未来明星运动员”诞生的基石。

　　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实践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在理念层面，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控、从单一要素到系统治理的转变。在制度层面，构建了法治保障、政策引导、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在技术层面，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评估技术体系。这些进步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更重要的是培育了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是整体性原则，必须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整体，避免碎片化治理。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就需要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多方面的关系，实现全流域的系统治理。其次是自然优先原则，要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干预应该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取而代之。比如在退化草原修复中，采取围封禁牧等自然恢复措施往往比人工干预效果更好。最后是协同性原则，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生态保护修复要找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结合点。在实施路径上，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差异化的修复策略，完善多元参与机制，强化科技支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