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镇卫生院负责人介绍,在农村地区,“照护资金不足、服务供给短缺”问题比城市更加突出。该院通过转型为长护险定点机构,不仅满足了居民养老需求,还实现了人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多重提升。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
要解决这一问题,放松税收征管并非良策,因为这不仅涉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渎职问题,也影响社会公平,毕竟各地税务机关征管力度不一,将影响企业公平竞争,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发展方式决定城市的发展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地域面积增加,同时也产生了城市文脉和风貌受到破坏,城市安全韧性保障不足等问题。应当看到,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做大规模和经济效益,必须统筹城市发展的生产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和安全需要。比如,一个城市如果产业过度集中、功能过分拓展,人口就会过度集聚。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导致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少。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以更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要通过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走出一条资源节约、低碳环保、质量优先的发展路径。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彰显中方对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勇毅担当。乌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乌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一道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中国轮值主席国工作富有成效,有力提升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乌方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契合全球治理需要,体现了深邃战略眼光,乌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这一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高级记者阿卜杜勒·瓦吉德·汗表示,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合组织在各领域的相关举措都确保各国平等协商,不断增进互信。上合组织汇聚了多样文明,尊重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与发展模式,并将这种差异转化为发展与合作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