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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气候中心6月12日8时发布干旱橙色预警，根据最新气象干旱监测显示，安阳、鹤壁、焦作、开封、洛阳、漯河、南阳、平顶山、濮阳、商丘、新乡、信阳、许昌、郑州、周口、驻马店等16个地市72个国家级气象站监测到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级以上，并已持续10天。据天气部门预报，6月24日之前，全省将维持高温晴热天气，虽然部分时段有分散对流性降水，但无法有效缓解旱情。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情感归宿，更是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周锡玮表示，台湾同胞要记得自己根在哪里，不能忘记中华文化。他认为，目前国际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仍有不足，两岸可以在文化方面加深合作，携手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不少人拖着行李箱穿梭于各大博物馆与热门景区，带回家的除了照片和记忆，还有一大袋文创产品。可当这些纪念品被一一摆在桌上仔细端详，许多人忍不住发出疑问：“怎么哪哪买的都长得差不多？”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