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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是党员，必须站出来。”五原县司法局塔尔湖司法所所长张建东，用25年基层坚守践行着这句承诺。从接手基础薄弱的司法所，到将其打造成自治区“规范化司法所示范点”，他用实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2018年，在年逾百岁的訾安春去世后，訾贵江接过办馆的接力棒。馆藏史料不足，他跑遍内蒙古、甘肃、云南等地，寻访抗战亲历者，挖掘抗战遗物。
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报道称，白宫方面在8月29日的声明中指出，美国对世贸组织2900万美元的资助，被列为美国向“违背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原则”的国际项目提供资金的实例之一。美国政府称世贸组织“毫无威力”。
近日，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纪念馆正在开展征集陶行知海外抗战史料的活动，旨在寻找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期间的活动足迹，丰富馆藏内容。从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陶行知远赴海外，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奔走于欧美亚非等28个国家和地区，行程长达十万八千公里，倾尽心力宣传抗日救国，正是这十万八千公里的脚步，丈量出中国教育者崇高的理想信念。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蕴藏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