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可免签入境中国的新加坡游客同比增长10倍,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9倍,法国、西班牙、泰国游客均同比增长约4倍。 端午小长假期间,平台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15%。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游客最多。
经查,王一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家庭房产情况,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金,接受私营企业主低价装修,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毛治国认为,重庆不仅是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全球重要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也是台商在大陆西部深耕发展,投资涵盖电子信息、智能控制、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聚集地。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