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天津当寓公的前北洋失意政客白坚武，9月19日晚上被何庭流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认为此事在中国方面肇因于“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与金毓黻的看法一致。9月23日，白坚武看到报纸上“当局演说誓死救国”，评论道：“但期言行相符，勿以空言相塞也。救国须有计划、有组织之力行作始，浮泛之空言移时即忘，虽百年不救也。”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来宾们高度赞扬中国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所作贡献。曾在抗战期间支援中国人民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后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印制海外首份抗战报纸《救国时报》的卡隆家族代表也来到现场，对中方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传承中法友谊表示感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一步在军事、政治上蚕食中国，全体中国人民也一步一步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开始由此前的“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与统一。本文以个人日记、报纸等史料为中心，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一致的过程。叙述时段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止于9月26日（1931年的中秋节）。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9月18日深夜，大多数人最早知道其发生已经是9月19日了，因此大多数史料是从9月19日开始。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曾文莉说，“要发展网球经济和其他体育经济，我们要思考一下，是否已将体育产业充分市场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否已充分释放，对体育产业、体育经济的杠杆作用是否已充分发挥。”她表示，“我们应该为明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9月18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中央气象台9月18日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9月18日14时至19日14时，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和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以及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部、河南中部、广东东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24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40～6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