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今年4月，布鲁尔从布鲁塞尔城市文化地标五十周年纪念公园出发，骑着太阳能助力自行车开启跨国骑行。在120余天的行程中，他穿越欧亚大陆的平原与山川，始终秉持环保理念，以实际行动践行“骑行连接世界”的愿景。在这一段骑行的历程中，他遇到了许多友善的人们。人与人之间温暖的连接，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路透社报道称，拉哈维在大约一年前就任胡塞武装行政机构负责人。30日，胡塞武装已任命行政机构副主管穆罕默德·米夫塔接替拉哈维的工作。
“这工作挺有价值感的。”王英豪说，随着择业观念和择业标准的变化，和他同辈的年轻人除了考虑薪资、环境等硬指标外，也会将工作意义、工作价值摆在择业的靠前位置。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想明白想要的是什么。当你进入某个场域时，必须符合这个场域的逻辑，不要试图用另一种场域的逻辑来改造这个场域。
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