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如今，美庐别墅的一楼第一展厅，就是当年国共秘密会谈的房间，房间里那张铺着红绒布的谈判桌，成为网红打卡点。七七事变爆发，战场的形势发展如黑云压城城欲坠，国共的和谈亦如紧锣密鼓鼓欲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立场态度，也是实际行动。1937年6月至7月，周恩来带队中共代表团两次上庐山，同蒋介石进行会谈。翻开《周恩来选集》，有这样一段话：为争取这次和谈，中共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但是，战场上十年的兵戎相向、互相猜忌要在一年多的接触和谈判桌前化解，谈何容易，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面对华北炮火正浓，全国一批又一批爱国力量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烈愿望；面对蒋介石出尔反尔，“三个取消”的“限共”、“反共”政策；面对国民党以执政党身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在谈判桌上企图将“国共合作”变为“共产党归顺国民党”的强硬态度，是屈从于国民党提出的条件，还是与之分裂，这是摆在中共代表团面前的一道难题。屈从，中共就丧失独立性，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分裂，必然导致国共两党团结局面破裂，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刘畅（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解释：一个组织或器官就像一篮子混合了多种水果，比如苹果、香蕉和橙子。过去的常规测序技术（bulk-seq）好比是把这一篮子水果全部丢进榨汁机，打成一杯混合果汁。我们能品尝到这杯果汁的整体风味，检测出它的平均甜度，但无法知道其中具体有哪几种水果，更不知道苹果和橙子各自的味道。
他说：“民宿里还有咖啡厅和花园餐厅，我曾在西班牙开过几年餐厅，中餐西餐都做过，民宿的餐食由我负责。我们既有战斧牛排、海鲜烩饭、肉酱意面等西餐，也有煨盐鸡、歇力茶猪脚、松阳薄饼等当地菜。”
随着开学时间越来越近，有家长发现，孩子总是高兴不起来，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易发脾气、食欲下降甚至失眠，还有一些孩子假期里生活习惯被打乱，导致体重增加、近视加重。
“这都是我们盘活村集体资源、提升村集体收益的写照。”朱世龙说。经过井程公司努力，村里不少厂房重获“新生”，村集体建设用地上也新规划了一批设施用房。2024年，盘活的村集体资源带来收益200多万元。“新建的冷库，预期1年能有40万元左右的收益。”朱世龙说。
记者今天了解到，《适老家具 设计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2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立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与生理心理特点，从适老家具的外观材料、智能化、功能配置维度方面提出细化设计要求，旨在提升家具产品与老年人需求的适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