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上海的黄炎培，9月19日即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一天，他到史量才家，史量才正和一群人打牌。黄炎培于是说：“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当中即有人反驳道：“中国又不是黄任之（黄炎培）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于是黄炎培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您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众人只好散去。
推介会现场搭建起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三方桥梁，破解整治后的土地如何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课题。该省86个县(市、区)携整治出的土地资源、招商项目及优惠政策设展洽谈，双汇、思念食品、蜜雪冰城等88家农业龙头企业则带着用地需求主动对接。
据介绍，本届音乐汇规模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广州全市11个区，演出场所不仅包括专业剧院，还延伸至南沙、花都、增城等区的户外场地，着力构建“全域舞台、全时体验”的音乐生态布局。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中文教育的意义已远远超越课堂。24岁的奥韦图·赫拉比萨(Owethu Hlabisa)今年第一次来中国游学，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人们的自律令他深感震撼。“中国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种自律是我希望带回南非的。”
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孔子学院公派教师左刘岗把课堂做成“小型片场”：先以时间为轴，讲解中国各个朝代衣服的特点，曲裾、襦裙、圆领袍、飞鱼服的时代密码与纹样寓意；再让学生挑选服饰试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