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与陈塘村卫生所相距百米的陈塘红军第四医院是“红医”文化的重要载体。住院部现存宣传卫生、医疗知识的漫画6幅，涵盖教育伤员要注重医疗、讲究卫生等内容，对推进疾病防治、健康宣教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省其他地区的红军壁画中较为罕见。
据《扬州日报》报道，这场特殊的体验，缘于今年8月高邮市委社会工作部召开的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会上，当工作人员询问外卖小哥有什么诉求时，在场的小哥们纷纷表示：“现在挺好的，没什么特别诉求。”
“台商朋友们应充分把握这些机遇，将自身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重庆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相结合，共同参与到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中。”毛治国表示，他相信，通过深化合作，台商能够充分分享重庆成长的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不到70万亿元增长到超过90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9万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从6.2%提升到6.7%，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从59.4万元增长到81.7万元……
一是织牢织密“保障网”。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超过10.7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13.27亿人，这一组组扎实的数据，为千家万户托起了“稳稳的幸福”。二是调准发展“天平码”。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由2021年的1.9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万亿元，财政资金在持续流动中不断平衡发展差距。三是拓宽公共服务“滴灌渠”。约1300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中央累计安排资金超过800亿元，切实提高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四是打造“幸福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5.6亿人次，近5万家图书馆、博物馆已免费开放，民生服务愈发丰富可及。
“十四五”期间，国资央企以市场化方式重组了6组10家企业，新组建、设立了9家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17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这样一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