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如果没有专业测量条件，也可以通过腰臀比大致判断。腰臀比=腰围数值 ÷ 臀围数值，健康范围：女性小于0.85，男性小于0.9。
美国经济数据同样为金价提供支持。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6%，与预期一致。尽管通胀并未超预期，但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使美联储在防范价格压力与应对就业市场放缓之间进退维谷。
为了核实抗战史实，刘蜀永和同事们还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2018年，他们前往西贡北潭村寻找港九大队军需处岩洞仓库旧址。因山路荒废，当地村民主动用砍刀在密林中开出一条通道。第二天，村长和乡事委员会成员也陪同考察。刘蜀永感叹地说：“这说明抗战的记忆在当地代代相传。”
随着“银发浪潮”的到来，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失能老人的照护成了压在子女心上的大石头。另一方面，不少乡镇卫生院，也挺“犯难”——患者变少，空床增多，医生护士缺活干。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1934年9月，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针对弥漫于社会的消极悲观情绪，鲁迅写了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全国多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由城市更新改造而成的商业新地标。曾经上海的水泥厂现在是西岸梦中心，这里白天是市民的临江“天然会客厅”，晚上化身“水岸剧场”。曾经的湖南长沙油脂厂引入潮玩娱乐、餐饮等多元新兴业态，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年轻群体在此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