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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就是‘打样’。”李瀚明认为，国泰开航证明了乌鲁木齐机场具备保障顶级航司的能力，会产生示范效应。国泰飞得好，其他国际顶级航司，以及东亚、东南亚的航司都会考虑跟进。除了证明机场的保障能力，也是新疆以此为契机，对外释放开放活力的强烈信号。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拉美不少国家历史上曾经放弃过货币主权，直接与美元完全锁定，甚至不再使用本土货币。大家印制的钞票，其实只相当于美元兑换券，在金融上没有任何自我防护能力。现在在米莱的执政背景下，阿根廷也可能会采取放弃自我保护的类似做法。这其实可以让我们从阿根廷的视角看到全球化的另一面。我认为这些教训体现在以往的依附理论或相关理论总结中。

滕威：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对拉美——不管是粉红、深红、紫红还是其他类型——的左翼政府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全世界的右翼都是密切互动的，但全世界的左翼其实并没有联合，不同道路的选择各自为政，所以常常被各个击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我们期待一个不同的格局，至少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新的联盟，而不是各自为战。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这体现了他们的媒介自觉和媒体传统。与出版媒介联系紧密，随时展开思想论战与碰撞。这是拉美的特色，也导致他们的思想不够系统——不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是在报纸上“战斗”。这些文章后来整理成书，写作方式被欧洲学界批评缺乏体系性，太讲求时效性。很多内容为报纸专栏，缺少长期考证和逻辑推演，由于多针对具体现象而写，时过境迁，外人难以理解。

这些拉美左翼的“进步政府”在执政初期以来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在右翼政府执政时期，“进步政府”与中国的资金往来在遭遇美国和本国右翼的诟病——这样的处境曾经让拉美左翼踌躇。但在当前右翼更极端的进攻情形下，我认为，左翼力量可能更加认清了形势。正如阿根廷，上月发生的克里斯蒂娜获刑事件，可能会出现左翼新一轮的集结——新的社会力量团结在一起，开展一些新的、不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