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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社区矫正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乌兰更是倾注心血。2022年，刑满释放的庆某因与社会脱节十余年，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乌兰帮他办理户口、寻找工作，申请临时救助，一步步助他重建生活。如今，庆某不仅工作踏实，还修复了家庭关系。在她的管理下，30名社区矫正对象无一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率保持为零。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循环设计，即服务、产品数字护照驱动的全生命周期可追溯闭环、消费后纺织资产逆向物流网络等创新实践，已成为破解时尚产业构建 ESG价值共生体系核心难题的关键路径。

　　“我常常跑步经过这里，总要停下来读读雕塑上的故事。”一位正在晨练的市民缓下脚步说，“读着这些文字，我总觉得英雄的精神始终照耀着这条熟悉的大街。”冠以英雄之名的佟麟阁路，也成为城市中一处无声的精神坐标。当地的市民、前来缅怀的中小学生、远道而来的游客……行至此处，总会驻足凝望，默读烽火岁月的壮烈。

　　2024年，成都全市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规模达3819亿元。仅成都高新区就聚集了超12万名从业人员，产业规模突破1100亿元。

　　腾冲自古就是边关重镇，抗战爆发后，日军为切断西南国际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于1942年侵占腾冲，代号“黑风”的日军部队“奸淫烧杀，每日不绝”。

　　经查，郑连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消费卡，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组织原则缺失，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干预和插手行政执法活动；贪欲膨胀、政商勾连，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专项资金申请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