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例如，基哈诺特别指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已成为常态，即劳动换取工资是一种常态，但实际上很长时间里，只有欧洲工人能获得工资，而在美洲、非洲等其他地方，人们则不存在工资这样的制度。工资制度的运转，原本似乎应该受到资本家的欢迎——给受雇者钱付工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资本家发现可以用种族的模式来运转，不用工资也可以。他说你就是低等的，只能为白人服务，所以你不配有工资。因此，在秘鲁很晚的时候，还有免费的劳动服务。这实际上是在种族这个框架下运作起来的。随后，这种运转机制逐渐扩散到其他地方，他发现亚洲、非洲也可以用，慢慢地将这一机制推广开来。
形成对照的是，早一代左翼（比如卢拉和利内拉）的期待都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掌权始终是这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西班牙的新型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是传统西班牙两党之外的新政党，这个党派的理论家莫内特罗在近作《劫持算法的左翼》中提出当代权力更加多元化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是通过YouTube上的谈话节目和线下街头集会而走出来了政党新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大众动员机制，一度也能够在西班牙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莫内特罗通过这个经验，提出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在总统府，也不在议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分流，还存在于网络空间和新媒介空间。我认为这种形态也会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是权力多元化以后的趋势。左右翼可能不一定需要重新在选举中掌握政权，也许它们能在新媒介或其他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形式。
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改善就业预期、完善社保体系、稳定家庭财富等，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创新消费场景业态、切实保护城乡消费者合法权益，是优化消费环境的保障因素。需通过不断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张先生认为，网球明星的出现与整个网球运动以及网球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并形成正向反馈。他说，明星越多，示范效应就越强，就会更加刺激网球运动的发展，网球经济热度也会越高。而打网球的人多了，就会涌现出更多的网球明星。
滕威：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对拉美——不管是粉红、深红、紫红还是其他类型——的左翼政府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全世界的右翼都是密切互动的，但全世界的左翼其实并没有联合，不同道路的选择各自为政，所以常常被各个击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我们期待一个不同的格局，至少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新的联盟，而不是各自为战。
当地时间8月29日，巴黎残奥会首个比赛日。在伊夫林省圣康坦自行车馆，中国队选手李樟煜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男子C1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资格赛，他以3：31.338的成绩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决赛中，李樟煜状态火热，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队选手梁伟聪摘得银牌，恭喜中国队包揽该项目金银牌！
总书记强调，一方面，“山西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资源比较丰富，加上绿电等要素低成本优势突出，具备一定的多元发展条件”。同时，“多元发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出精品上下功夫，切忌‘捡进篮子都是菜’，不能走重数量轻质量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