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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汉表示，站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衡量古镇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应是客流量和营收数据，而是文化基因的存活度、社区结构的稳定性和空间记忆的延续性。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古镇”作为文化名片时，更要警惕同质化开发对地域文化的消解。毕竟，真正的古镇魅力，正在于那不可复制的历史质感与人间烟火。

　　20日20时，除江宁河博白县那林镇河段仍超警0.24米外，其余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7.11米(警戒水位18.50米)，流量6930立方米每秒。

　　“培育外贸动能，我们把‘拓市’摆在重要位置。”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5年来，浙江省累计支持线下展会321场，参展企业10944家，意向成交额47.8亿美元；支持网上交易会585场，参展企业28134家，意向成交额28.6亿美元。

　　缺铁、少煤、无油，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先天不足”的浙江做对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发展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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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作为浙江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竞争力所在，要依托制度、技术、管理和文化的创新，在品牌建设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在超越自我、完善自我中再造自我。”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的殷殷嘱托，为浙商品牌之路指明了方向。

在这场持续二十余年的“造镇运动”中，人们目睹了太多文化标本的异化：常德桃花源古镇斥资50亿打造“桃花源”，如今变成一座到处长满荒草的“空城”；陕西韩城古城曾因“拆真建假”被多部门通报批评；天水古镇斥近9亿元巨资开发却造成大规模的古迹破坏……在住建部公布的数百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部分却陷入“保护性破坏”悖论，我们不得不追问：古镇开发的初心究竟何在？

　　以1979年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为标志，浙江推开了外向型经济的大门。经过20多年发展，浙江的“块头”不断长大，经济实力持续提升，但也面临着先发优势不再、体制活力衰减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