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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墩建成后，又一个难题随之而来。洛阳桥的桥面需要三百多条巨大石板，最大的一条长约11米，重达十多吨，在没有重型运载设备和钢铁吊臂的宋代，怎样才能丝毫不差地把这些石板架上石墩？

　　北京市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余慧介绍：“自钟鼓楼加入北京中轴线之后，景点里前来参观的研学团队明显增加，几乎每天都有团队参观钟鼓楼。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从走马观花式游览转变为注重了解历史文化内涵。”

　　后来罗家大屋没人住，香港有关部门把它评为三级历史建筑。很多年前，罗许月的儿子黄俊康先生，他是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会长，他找到我和刘蜀永老师，商量如何活化利用这座大屋。我和刘蜀永老师一致推荐把罗家大屋改建成纪念馆，把沙头角抗战历史展示给香港市民和所有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士看，后来就建成这样一个纪念馆，展览内容聚焦港九大队。

　　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在抗震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在前面的，在日常工作中状态最积极的，一问常常是党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党员的好样子从哪里来？从党性中来。

何马可：2014年，我第一次提出了Asiaropa（编者注：可直译为“亚欧”，不同于原来的Eurasia，即“欧亚”一词，Asiaropa突出亚洲的重要性。何马可在其个人上介绍Asiaropa时指出应将亚洲的知识应纳入欧洲教育体系，欧洲人需要用亚洲人的视角来关注自身，重视亚洲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我从日本到德国旅行，途径欧亚大陆。

　　对此，香港创业青年、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园区代表郭玮强深有感触：“香港研发实力雄厚，但产业链相对短缺，智能装备产业化难度大。依托广东完整的产业链，就能获得强有力支持，实现良好发展。”

　　如果党性不强、不纯，各方面都会立不稳、站不住。在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丧失党性原则”“背离党性原则”这样的表述。党性和原则并称，一旦党性失守，也就丧失了原则，迷失了方向。

　　记者：最近，您和刘蜀永教授共同主编的《港九大队志(增订版)》一书出版。请您介绍港九大队为香港抗战作出了哪些贡献？您和团队在搜集、揭开港九大队这段尘封历史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