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德贝什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多项全球性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构建一个繁荣发展、平等友好、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1994年，64岁的刘世钺从工作了40余年的岗位上离休后，总想着能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此后的28年里，刘世钺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累计义务接诊超3万人次。
凌晨就赶到天安门广场采访，参加现场报道的人民日报记者张璁心潮澎湃。10年前，他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报道。张璁说：“这10年的变化，见证了国家的巨大发展、强军的坚实步伐，更彰显了中国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抗日战争中，各类问题复杂交织。伴随战争的发生展开，一方面，我们党总结抗战以来的教训经验、估计当前和今后战争的态势环境，明确全民族抗战的紧急任务、分析国际形势各种变化，我们从怎么看和怎么办等角度理出思路、提出对策。另一方面，我们党着眼哲学、历史等向度，分析问题产生、矛盾形成、认识发展等内在机理，构建起对问题更深彻的思考和认知。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真地研究历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6]。正是在一系列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动态有了精细把握，为针对性解决难题、形成对策提供了科学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把作风建设、学习改造、调查研究同正在做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党解难题办实事的意识和本领大大提升。时代是出卷人，民族复兴征途上各种难题不断显现，要求必须推动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等同时代发展相适应。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问题、走向胜利的鲜活历史中汲取好方法好思路，把明情况、解难题、谋实招、务实效作为工作推进的重要着力点，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
早就知道会激动，早就知道会心潮澎湃，可当我真正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刹那，喉咙还是忍不住哽咽了。从甲午战败到抗战烽火，中国曾以血肉之躯抵抗钢铁洪流，而今天，国产高超音速武器、无人作战系统等新型装备列阵长安街。这种跨越世纪的对比，让我不禁眼眶发热。先烈以生命奠定的基石，终成今日巍峨大国之根基。此情此景，让我真切懂得了他们为什么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也更坚定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对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魏子晨来说，《在太行山上》并不陌生，这是他的指挥课作业。但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作为分指挥为这首曲子挥拍，指导老师告诉他，要用不一样的情绪，那是胜利者的情绪。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世界福建青年巴西联会会长邱秀华同样记得，儿时祖父常讲起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筹款支援抗战的故事。当年，巴西侨界也组建了“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与世界各地3900多个抗日团体一起汇聚成抗战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