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昆林指出，江苏是经济大省、消费大省，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面临的困难挑战严峻复杂，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之举，进一步增强做好促消费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从需求、供给、收入、预期等各环节各方面协同发力，保持消费稳定增长态势，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耿爽发言说，中方衷心希望所有幸存人质都能够得到善待并早日获得释放。加沙冲突延宕已近两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和破坏，给巴以双方的平民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今年1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如果得到全面落实，原本有希望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和所有人质获释回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停火遭到打破，人质仍被扣押，苦难还在延续。
其次，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和部门协同等手段，加强监督穿透力。林孝文告诉半月谈记者，在金融领域，一些腐败分子熟知金融专业知识，善于人为制造“壁垒”，使“外行人”很难发现猫腻。这时，就要发挥大数据整合信息的优势，在腐败信息整合、比对、溯源等方面织密监督网，通过数据关联、碰撞比对、筛选分析，提高发现问题线索的精准度，深挖隐藏在“合法”金融活动或市场行为背后的权钱交易问题。同时，推动党内监督与司法、财税、审计等监督机制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在重庆南岸区，凭借一张重庆东站的车票，外地游客谭鑫开启了一场旅行新体验。带着这张乘车凭证，他可以在7日内享受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的免票入场，还有丽笙世嘉酒店专属折扣和下浩里老街限量清凉礼包。
首先是强化地域文化认同，唤醒“乡愁式共鸣”。这些赛事将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场景，让本地人重新回味和审视本土文化，也让外地人透过赛事读懂一方水土的精神密码。“村超”舞台上，苗绣队服、芦笙伴奏、酸汤鱼奖品，都是黔东南非遗基因的具象化，村民在为球队呐喊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民族文化骄傲；“苏超”过程中，苏州评弹元素的战袍、南京金陵折扇的队徽，让江苏13个城市的居民在为家乡球队加油时，自然强化了对“江南文脉”的集体认同；“龙超”赛场上，“高速过弯”“急刹倒挡”等杂技式表演，让每一个佛山人内心涌起自豪感。
宜人气候满足了游客避暑纳凉需求，合作经营则带动了当地村民发家致富。90后大学生石袁君毕业后回到村里，在村干部牵头下成立淼润农产品农业合作社，流转90多亩撂荒地种植豆类和高山糯玉米。村民每年在合作社务工总收入超过10万元。
跨文化叙事的精髓，在于让活化的红色资源与世界产生精神共鸣。抗战精神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国故事，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篇章，承载着反抗侵略、向往和平、守护家园的时代意义——这正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同样，当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的史实，看到国际援华战士的遗物时，自然会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记忆相联结。这种叙事需秉持“求同存异”的智慧，在讲述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故事的同时，突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协作精神，将抗战精神诠释为追求和平、捍卫正义的人类共同财富。此时，红色资源不再只是“中国记忆”，而是全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部分。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始终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让抗战精神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理解的“共同语言”，最终实现从资源活化到精神共鸣的深度跨越。
